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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华人性工作者的法国电影《La marcheuse》今年二月初正式首映，这个词在法语里有两层意思，直译是“走路的人”，但后来又有“站街女”之意。
据《外滩画报》报道，巴黎东北角上有片街区叫 “美丽城”（Belleville），居住人口的族裔背景和社会阶层多样，是当地有名的混居区。这里有一小片是华人聚集地，被称为法国版的 “法拉盛”。
从“美丽城” 地铁出来，一眼看到 “幸福楼” 大酒店的中字标牌，边上有个叫 “中国红” 的超市，进出的人特别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附近的维莱特大街（rue de la Villette）边，总会有几个亚洲面孔的女性零星站在那儿，她们年龄约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长发，略施粉黛，扮相特朴素。每天这里人来人往，熙攘热闹，“活布景活道具”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毫无违和感。
《站街女》的主人公林爱玉是 “她们” 中的一员，她在法国没有合法居留，是个 “黑户”，和十几岁的女儿樱桃寄宿在一个富有的巴黎人家，这家主人是个瘫痪的老头，林照顾他吃喝拉撒，以抵换房租。平时她在 “美丽城” 揽客，补贴日常开支，并寄钱给东北的家人。一天，一个欠债累累的小混混——邻居丹尼尔（Daniel Alves）被人追打，闯入她家，林的生活发生转折。
现实生活中，很多站街女为了解决居留身份问题，会选择和当地人假结婚。拍这场戏的时候，饰演林爱玉的中国演员邱岚还记得自己全身都在颤抖，心里想，“我是个母亲”，她和自己演的角色林，两人都是。
导演纳埃尔不断跟她说戏，希望她理解强者和弱者的辩证关系，能够表现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如何博弈。他常说：“有些人看上去是弱者，但是他／她可能比你想得要强很多。”
1981年在巴黎出生的纳埃尔，毕业于巴黎高等政治学院，这是法国最精英的学府之一。19岁那年他通过学校交流项目，去中国待了两年。回到巴黎，他找了份普通工作，后来辞职，拍了两部短片，中间在 “荷花车” （Lotus Bus）做了近七年的志愿服务。“荷花车” 是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下属的一个机构，主要任务便是救助在巴黎谋生的中国性工作者，给她们免费发放避孕套并帮她们预防艾滋病感染。
“不管是站街女，还是警察，我都用友善的眼光打量他们，试图去理解，而不是做评判。”他强调这些都是从“荷花车”那里学到的。
他熟知 “美丽城” 站街女这一群体，可以说这部电影用纪录片的素材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在电影里，这些元素被重新排列组合罢了。
2月3日电影正式上映，当天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对 “反对卖淫” 法案进行最后一次审议。历时两年半，这个极具争议的法案于4月6日终被通过。
在法国，卖淫不违法，但揽客和协助卖淫的行为则被法律禁止，比如此前有中国留学生收钱替站街女在网上发布小广告，被警方发现后罚得不轻。新法废除街头揽客这条轻罪规定，从法律上认定妓女的受害者身份，制定一系列救助措施，促使她们离开这一行，融入社会。
但 “反对卖淫” 新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里面新加了惩罚嫖客这一条，嫖娼者被警察发现，面临1,500到3,750欧的罚款。有人说，政府本是救助 “好意”，但站街女却不 “领情”，但要知道，惩罚嫖客法案通过后，性工作者的生意会更难做，处境更加艰难。她们上街抗议了好几次，要求政府撤消这一法案，还打出 “身体属于自己” 等标语，特别醒目。
每次参加游行的队伍里，总会有个中国小方阵，这便是华人站街女 2014 年自行组织起来的 “铿锵玫瑰” 协会。据法国杂志Les Inrockuptibles的网站报道，4 月 6 日的游行中，他们采访了协会有个叫越越（音译）的性工作者，她笃定新法肯定会影响她们工作，告诉记者说：“我的客人肯定会遵循法律规定，不再来找我了，到时我还得自己跑到其它特偏僻的地方去。”
她们在异国土地上，学会了游行示威，以法国人的方式维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在想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们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一种方式吧。纳埃尔说：“你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肯定会有所改变。她们争取该有的权利，畅所欲言。我觉得对她们来说，有这种经历，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一般提到妓女，我们会用社会边缘人群去形容她们。纳埃尔有不同的理解，他说：“这些女人之所以选择（卖淫）工作，因为法国社会给她们留有很少余地，她们机会很少。我们常说妓女、外国人、非法移民和穷人是社会边缘人。但这不准确，他们是社会中人，但社会地位特别低，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法国，当我们把某一人群定义为边缘群体时，其实在大多时候，是忽略了更严重的社会现实。
电影里，女主角林爱玉通过她照顾的法国老人和法国警察，和当地社会紧密相连，只不过她总是永远被操纵、被主宰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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