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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身为济宁市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副局级储备干部的翟振海调至济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前往人大下属企业担任副总经理。而后，政企分离，原属人大的人员回归人大，但翟振海却在此时丢了公务员的身份，人大称没有他的档案。原单位却称他的各种关系已经转至人大，他成了公务员系统中的“黑户”。为此，23年来，翟振海一直为自己的公务员身份而奔波。（澎湃新闻网7月30日）
人生最关键的就那么几步——对于这句话，翟振海肯定有着比别人更深切的体会。在档案丢失前，30多岁的翟振海在在当地身居要职，被视为“当地的一个政坛新星”，可谓前途无量。然而在档案丢失后，他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不仅丢掉了公务员的身份，也因无法办理相关手续，而失去了多个工作机会。生活窘迫之下，不得不靠卖早点为生。其间，妻子与其离婚，儿子一度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更是雪中加霜。一份丢失的档案，就这样彻底地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恐怕无法想象个人档案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威力，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档案的存在。但在20多年前，档案确实与个人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那时还没有互联网，自由职业也只是极少数人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得依附于“单位”而生活，于是写有个人信息的档案就成了证明其社会身份最为权威的凭证，档案丢失无疑是件大事，就好比一个人置身于信息孤岛，举步维艰。
但纵然如此，因丢失档案而被改革命运，仍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档案的特殊性，一般都是由个人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保管，档案丢失，很显然是管理失职而非个人之过。按理来说，人事部门才应该承担责任。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受害者承担了档案丢失的全部不利后果，甚至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竟无业可就、处处碰壁，这岂非责任倒置？
更何况，就算档案丢失，也不是没有补救措施。比如说翟振海的社会关系仍在，他任职多年的单位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线索可查，其同事也可以证明其身份。倘若能够多方取证，将这些信息相互印证，恢复翟振海的公务员身份并不是什么难事，何以相关部门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非得把他当成“黑户”？
这可以说是最早版本的“证明你妈是你妈”，公众并不陌生，其所折射出的无非就是僵化的形式主义官僚作风。然而接下来所出现的一幕，则表明事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3年，翟振海在原人大下属企业的财务保险柜里找到了这份尘封的档案，令人诧异的是，当地人大并未因此恢复翟振海的公务员身份。理由何在？报道中并非明说，但并不难猜想。因为恢复翟振海的公务员身份，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换言之，当地人大出于规避问责的考量，宁愿让一个无辜的公民继续付出惨痛的代价。
翟振海23年的维权之路，艰辛而苍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在体制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也可以深刻感受权利救济通道的匮乏与狭窄。作为曾经的“政坛新星”尚且如此，更弱势者呢？显然，这不仅仅是关乎个人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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