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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困境”与安倍权力危机

2014年05月20日 18:51 来源:中评网

    日相安倍晋三在过半民意的支持下,施政照表操课,不仅调涨消费税,更顺利松绑“武器输出三原则”,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而代之,并在变更内阁法制局对“集体自卫权行使”之解释上,持续寻求朝野共识,以求年内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实现“集体自卫权”行使。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Kennedy School)奈伊(Joseph Nye)教授指出,安倍首相推动的全面改革堪称坚实,却以错误的方式呈现。奈伊意指安倍一手在防卫、安倍政策上改弦更张,一手在民族主义上加码的举措,非但授人以柄,更添美国东亚外交困扰。
     
  (一)克里米亚危机吹皱一池春水 

  克里米亚半岛危机引发俄国与美、欧之关系紧张。在美、俄于欧陆可能出现战略矛盾时,将牵动美中关系的新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虽不致放弃布局已久的“再平衡”(rebalance)战略,但为着眼于美、俄间的矛盾,习近平将有机会实践“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其间不仅弱化“美日同盟”对中共的针对性,亦牵制安倍首相藉奥巴马的“再平衡”重构“美日同盟”,及调整“周边有事”时美军与日本自卫队间的分工等措施,所形成的对中战略包围。2013年6月,在美国加州阳光庄园(Sunnylands)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美、中两个大国。习近平所欲建构的“新型大国关系”应非与美国分治亚太,而是将其作为避免美、中冲突的外交策略。美、中当前经济关系紧密,2013年双边贸易额已为1979年关系正常化时的200余倍,高达5200亿美元。中国大陆亦为握有最多美国国债的经济体。因此,难以想像美、中会爆发军事冲突,避免冲突符合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

    此外,在美俄关系生变下亦激化“美日同盟”间的“同盟困境”,致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疑心暗鬼,特别在钓鱼台列屿争端中,日本怀疑美国能否迎头痛击中共对钓岛的可能军事冒进。东京学习院大学松本藤井教授直言,美国对克里米亚的反应令日本不安,考量美国削减国防预算、欧洲增兵的需求,若中共进犯钓岛,美国尚能提供有效吓阻吗?为抚去日本的不安,美国国防部长黑格(Chuck Hagel)更重申,美国将以行动展现具体承诺。此外,美军驻冲绳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军远征军司令惠斯勒(John E. Wissler)更向日本保证,若美国政府下达夺回“尖阁诸岛”命令,美军将能在无需登岛情况下夺回岛屿。然而,安倍内阁担心的并非美军“夺岛”的能力,而是奥巴马政府为钓岛对北京采取军事手段的决心。4月5日,黑格展开东亚行,在对日重申对东亚安全稳定的战略承诺,重拾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信心。黑格高调向安倍内阁保证日本的安全和军事地位,凸出“美日同盟”的时效性,在克里米亚危机后,为“再平衡”战略固桩意味浓厚。惟“反恐战争”后,美国疲态渐露为不争事实,与中国大陆为敌将不切实际,诚如黑格出访东亚前,于夏威夷“美国-东协防务论坛”(U.S.-ASEAN Defense Forum)中所言,美、中双方既是朋友,亦是竞争者,但肯定不是敌人。因此,“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理想像应为美国与北京保持合作的同时,维持在亚太有效吓阻中共的力量,杜绝中共错估形势,采取冒险行为,以避免美国在东亚出现与中共摊牌的战略尴尬。与此同时,日本须心领神会美国“再平衡”意涵,莫在东海争端中与北京拼场,逼华府以军事行动表态。在此现实下,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听在安倍耳里,仅为“口惠”,而非“实惠”,更使1972的“越顶外交”成为日本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美日同盟”再现“同盟困境”的现实下,安倍首相选择重构日本的防卫政策,直接面对北京所形成安全挑战,吓阻中共在海域及岛屿争端中采取冒进的行为。惟安倍的“右倾化”言论所挑起的“历史认识问题”基本上不利于日本的外交开展,日本学者及外交实务界认为,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以及“侵略”的定义上做文章为不智之举,徒令日本松绑“集体自卫权行使”限制遭到国内、外的阻碍。安倍对中共在钓鱼台列屿及东海、南海的积极作为强势以对,虽为日本社会所认同,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华府抗颉,显非日本的国家利益所在。奈依告诫安倍首相莫用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包装纸”来包裹其防卫政策,此举无非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令日本彻底陷入外交孤立。

  在“历史认识问题”的相关决策中,安倍首相似乎专行独断,不受外务省及国安会之幕僚的意见左右。其实,安倍的“右倾化”政策非旦使美国在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策上出现尴尬,更将首尔在情感上推向北京,徒令中韩关系升温,使日本在东北亚进退维谷,增加习近平在外交上牵制日本的筹码。
 
    (二)安倍的权力危机 

  安倍首相基于个人之政治信仰,在施政上致力于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的建构,安倍以“积极和平主义”包装此政治构想,并以此辩解其未背离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为此,安倍逐步完备配套法律,在2006年初任首相时,通过加强爱国精神教育的《改正教育基本法》与修宪中公民复决程序所需之《国民投票法》。此次,安倍在内阁中组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将使日本的政治权力向首相倾斜,改变权力分散与缺乏统一的决策体制之“战后日本政治”。然而,在日本内阁制的运作中,党为重要决策平台,透过党的机制,首相与“党三役” 分享权力,形成政策共识,而内阁会议往往沦为“仪式性”的形式,将党的政策转化为内阁提案送交国会审议。日本成立国安会后,决策核心往首相官邸挪移,首相官邸除成为外交、安保领域的“司令塔”外,是否旁及与国家安全相关之财经、社会各项政策值得后续观察。

  此外,集大权于一身的首相与过去分享权力之“党三役”间的关系亦为观察重点。目前担任自民党干事长之石破茂 ,曾任防卫厅长官及防卫大臣,为自民党内少数之“防卫族”国会议员,但在国安会机制下,难以插手外交、安保政策,致使与安倍首相间的关系微妙。因此,如何磨合党的政策决策机制与新设之国安会考验着安倍与自民党众山头的政治智慧,亦攸关日本国安会运作之成败。
     
  (三)结语 

  当前日中关系较之2005年,因小泉纯一郎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中国大陆之“反日”风潮的状况更形严峻。在安倍首相任内,日中关系不仅改善无望,且双方具“主权”意涵之政务官的对话将中断,待安倍首相声望下挫,“右倾化”言行的社会支持弱化之际,始会重开为双边关系改善铺平道路之非正式管道接触,摸索“后安倍内阁时代”重开日中关系之可能性。换言之,安倍首相虽一再向习近平喊话,日、中对话的大门敞开,但习近平将相应不理。此外,在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将尽力维持日、中斗而不破的局面,强化“美日同盟”与摸索“新型大国关系”兼容并蓄,勉力推进“再平衡”战略。

  再者,内阁制的日本其事权素来分散,首相亦仅为仅为“被公推之代表”的角色,职司协调的首脑机制,能否藉由日本版的国安会将首相蜕变更具权力的政治人物,而使日本政治朝向“类总统制”转型,仍充满党内、外及民意的挑战,而安倍首相能否克服这些挑战,亦左右松绑“集体自卫权行使”之成败。

  (来源:中央网路报/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大陆情势双周报第16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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