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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代会期间，凭借《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备受瞩目。每每被问及“茅奖”，莫言都打趣说：“哎哟，奖金已经快花完啦！”于是有同行也幽默地说，那莫言你去参选诺贝尔文学奖吧，奖金更多。他在作代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感到中国文坛最迫切的事情，应当是重新阐释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
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不是“照相式”的
记者：本次作代会的主题中，你最关心哪一点？
莫言：我印象最深的是“重新阐释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这是一句老话，但可以作为一个新话题。文艺创作是个人的冲动，也是时代的召唤，时代本身为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此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创作出与时代相匹配的作品。
记者：你认为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莫言：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不是“照相式”的，二者不能机械地结合。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今天发生明天就得见报。我们常讲深入生活，其实生活本身的定义也是宽泛的，并不是说今天发生的是生活，而昨天、前天、去年或几十年前发生的就不是生活。同样，感受生活的定义也是宽泛的，不能只是感受事件和物质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研究人、理解人。
文学流派不是发明和倡导出来的
记者：你说当代文坛缺乏史诗巨制，但并非人人都能从宏观着手，巨制应该如何落到“细微”？
莫言：以人为本，这也是一句老话，但也可以作为一个新话题。人包含各种阶层，覆盖全部国土，他们在各个侧面生活着。我们也要从各个侧面去体验生活的变化，不光是可视的物质层面的变化，还要在热火朝天的生活变化中，抽离出“人”这个主体文化。“人”既是主体，也是个体，因此作家最容易从个人经验出发去描写一个人，但这个人应该体现出丰富的人性，从而进一步体现人民性；或者去描写一群人，但这群人应该展现出人民整体的典型性。
作品不创新愧对祖先后代
记者：你对于《蛙》的自我评价不低，但文艺评论家贺绍俊说，你的《檀香刑》才更加具有革命性。
莫言：呵呵，从小说的创新意义来谈，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肯定是《檀香刑》走得比较远。
创新是艺术的终极目的。我们现在常听说，要继承老祖宗的光荣传统，但实际上，那些传统在过去也属于创新。再过几十年当我们成为古人，我们今天的创作也会成为后人的遗产。
记者：那你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
莫言：想写上世纪30年代的一场战争，它不太具备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分界，而接触到战争的本质，去描述人类的原始游戏性质，非常有意义。当然，会不会先动笔写这一部也不一定，我写作的时候关注的几个素材自己也常常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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