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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选拔任用方式，即史书上所谓“选举”（选拔、荐举），在历朝的兴起和衰亡中，所起作用最大者，当推清代。清初为巩固政权而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中，科举乃是中心。
清帝国的“诸葛亮”、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给多尔衮进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史稿·范文程传》）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为其提供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在八旗入关并占领北京的这一年（1644年，也即著名的甲申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两年后（1646），“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清史稿·选举志三》）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果然，圣人圣教的大旗，有效地战胜了“反清复明”的小旗，不少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谋取自己的用武之地，时人所谓“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科举制度的作用，并非仅仅作为笼络英雄的软刀子，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那般。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为平民阶级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大清梦就不再是空谈。
对于执政者来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而科举就是保证干部队伍“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相对最优”途径，它优化了干部队伍，避免利益集团的过早过快固化、及执政集团的过早过快僵化。钱穆因此盛赞:“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晚清取消科举，却不幸代之以领导干部荐举制，此非进步，而是倒退。自此，进入公务员队伍需“拼爹”，堵绝平民上升通道，失去读书人的效忠，自毁执政根基。同时，却因兴办新军，吸纳愤懑的读书人蜂拥而入，这种无序转型，令原本忠诚的笔杆子变成了不再忠诚的枪杆子，日后巨变，祸根实埋于此处。改革过于操切，不仅没有红利可享，反倒被“黑利”所累，不可不慎。
后人所谓科举之害，多集矢于八股禁锢思想。其实，但凡要公平，就需标准化；但凡标准化，形式上的严谨必无可避免。从有清以来的官场表现看，科举真正之害，并不在于其禁锢思想，而在于口中所言并非心中所信、更非足下所行；亦不在于其培养书呆子，而在于其批量生产伪君子。
不过，这真是一个公务员考试模式的问题吗？
□雪珥（改革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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