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广州琶洲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今年首次举办“海外华文文学周”，为此，暨南大学出版社以刘荒田的非虚构作品《两山笔记》作为主打产品，向这个南方最大型书市推出，并现场签售。
1980年以前，32岁的刘荒田肩挑100多斤行李，携妻带子，跨过罗湖桥来到美国，是人生的一大拐点。这于他而言，是将苦难、屈辱、饥饿、贫穷和压抑抛在身后。于文坛而言，是多了一个人才。他将异国土地上生息的中国人，以“列传”的方式，渐次呈现在华文文学的天空。
但是，新大陆能仁慈地庇护疲惫的身心，使得新移民不为空乏忧劳，不为批斗游街的噩梦疑惧，但这仅仅是低层次。
作为必须在方块字中安身立命的中国作家，“中国变成怎样的国家”、“我变成怎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时时拷问去国30多年的游子。于是，两年前，决心“以第一手材料作答”的刘荒田，甫退休就毫不犹豫地跨过他U型人生的第二个拐点。回中国的果断，一如当时来美国时的挥手一别；即便15个月的外孙女和“她所象征的世界，既是我的‘天空’，也是我的‘大地’。”即便要“对着污染，农田的萎缩，对于转基因，对于田野里明摆着和潜伏着的诸般危机，我照单全收”。
三“山”（台山、旧金山和佛山）的经验、大洋的距离，给了刘荒田审视“平常，无所不在的平常”的功力，给了他歌颂“庸俗而密实的快乐”的底气。刘荒田所景仰的木心先生，将自己的文学之花在异乡盛开的原因归于“逃离”。没有逃离，中国文坛也许会在“伤痕文学”条目下多几道可有可无的印痕，华文文学却可能缺失表现异国人生的这一大块。“庸俗而密实”的“平常”，在“旧金山列传”里，主角是花旗松，是华盛顿广场的阳光，是“主义后面是有偿交易”的书店老板，是名叫詹姆斯·蔡这样已经完全“美国化”的老练习生，是在唐人街的散步，是除夕排队买红烧肉，是在墓园“邂逅”安眠异国的旧友，是三代宝贝“瞎拼”（shopping），是送别家严，是街灯，是剪枝，是星空下独行；在故国呢，则是咖啡，是买花，是爬楼梯，是补鞋，是买菜，是理发，是在购物中心旁边的双人椅上跟“小麦”（麦当劳叔叔）并肩而坐。
刘荒田是写“寻常”的高手，像詹姆斯这位练习生，上班干着比侍应生还侍应生的活计，朝着侍应生这目标努力，却没有胆量提出升职要求，在老板办公室前废然而返，是“标准的劳工，尽责的丈夫”，养儿子不偷工减料，丁父之忧而冲掉的小儿子满月宴，也一定补上，“上班时把份内事干得漂漂亮亮，但别指望他能帮助别人。他不会干没钱赚的笨事，也绝对排斥‘不来钱’的荣誉。所谓诗情画意、风花雪月、生与死、精神寄托、灵魂的上升与沉沦，如此这般的玄虚问题，从来不会浮现在他塞满数字与工具名称的脑瓜子。” 我们还真不好嘲笑这样彻底唯物的人物。修汽车、树栅栏、换便盆、铺水管、安热水器、种树栽花，工具各归其所，家里井井有条，几乎所有活计都自己来的矮个子“香蕉人”，任何有利于己无害于人的努力，都值得尊敬，这样绝对物质化的小人物，不正是祖国土地上无数“暂住”者（官名“外来务工者”，学名“农民工”，别名“盲流”）的异国投影？谁敢说，这样的“异国一世祖”，不正是为将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另外一批贝聿铭、骆家辉的基石？
同样，对佛山看准他不会计较而不断加码的卖花女，刘荒田抱着无限的体谅和同情，因此，他能在熟悉的地方读出风景里的哲学，在庸常中发现感动。在佛山，“勿忘我花店、金龙布艺、帝海酒家、泰臣橱柜、德宝床垫、玫瑰名园、山水居、惠景市场……”这些地方，我也隔三差五去晃荡，可是为何几乎如沙漠一般空洞单调？二者的差别，来自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诗人的敏锐。
刘荒田的热爱，来自反思。譬如，他对自己成长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有毫不留情的忏悔：“不错，我们都是罪人，那年代所干的，夺权、反夺权、批判会、喷气式、游街、大字报栏……以全部的‘否定’达到一个可怜的肯定，肯定我们曾经青春年少，曾经天真烂漫。剔尽了肉，没有骨头。连番风雨过去，没有彩虹。”对年轻时读得滚瓜烂熟的鲁迅作品，刘荒田也作了深刻反思。他拿鲁迅诗作例子，“‘兴风狂啸者’，首先不在‘回眸时看小於菟’，而在于嗜血，凶猛。无论是对付敌人还是清算同一营垒的反对派，都冷酷、奸诈、不怀丝毫的悲悯和坦诚。”穿越了曾经的宏大叙事，有对历史清醒的反省，刘荒田才对“庸俗而密实”的“平常”，致以最高的顶礼；才会在广佛地铁车厢内一手奶瓶一手搅拌奶糊，婴儿在怀的新科爸爸身上，“窥探到生命的秘密：一条宁静的时间之河流过，种族繁衍的庄严，养家活口的义务，是眼前安详的事业”；才由衷赞美地铁上三个女孩为一对老夫妻让座：“这就是世俗，礼赞它，就是礼赞生命，礼赞民间的秩序，礼赞人性的光明。”
文/杨河源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