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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实的故事都包含着有益的教诲”。在处女作《艾格妮丝·格雷》的开头，安妮·勃朗特如是说。这句话无疑是勃朗特三姐妹一生写作的真实概括。自1847年，这三位勇敢的女性以化名出版小说开始，她们一直身体力行地与世俗偏见相互较量，以手中之笔直斥沿袭千年的社会痼疾。虽然她们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足以让我们听到那个压抑年代里来自柔弱女性的觉醒与反抗之声。
古语说，言为心声，小说自然也不例外。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字自始至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们的小说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皆可看作是其心灵的“一面镜子”。
三姐妹出身寒微，儿时在霍沃斯荒原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写作成了她们唯一的消遣。她们在荒原度过了短暂的一生，荒原也随之进入其小说，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诸多印记。比如，《简·爱》里毁于大火的桑菲尔德庄园，《呼啸山庄》里长满欧石楠的荒野，两者阴郁、荒凉与衰败的气质与三姐妹记忆里的家乡何其相似。
如果说，童年的贫寒让她们第一次尝到生而为人的艰难，那么，长大成人后，为贵族人家当家庭女教师的经历更让她们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而铸就了她们独立、骄傲的灵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等级意识根深蒂固，妇女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只能深居简出，依附于父亲或丈夫。离家外出求职是多么有损于颜面的事情，更何况是写作。“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然而，三姐妹偏偏无视时代的清规教律，不仅自己外出工作，以做家庭女教师来完成人格上与经济上的独立，而且大书特书，以文字记录现实与梦想，描绘出一幅理想的蓝图。
在《书与画像》一书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将《简·爱》与《呼啸山庄》的创作归纳为“我爱”、“我恨”、“我受苦”。其实，爱、自由与平等是勃朗特三姐妹一生的写作诉求，绝不仅仅限于这两本广为人知的著作。弱势群体的挣扎与女性的反抗，在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简·爱》里，倔强、骄傲的简·爱自称为“生来自由的人”。她虽出身低微，没有出众的容貌，却不愿屈从于权贵，更不愿放弃自己追求幸福、平等的权利。
终其一生，勃朗特三姐妹的理想是以自己的力量开办一所学校，只是这一理想最终成了空想。不过，早在处女作《教师》里，夏洛蒂就婉转地表达出这一潜在的欲望。与成名作《简·爱》不同，《教师》充满自然主义的笔法。夏洛蒂抛弃了华丽繁复的长句，以朴实无华的叙述描绘她想象中的生活：失意孤女弗朗西斯与落魄贵族威廉冲破阶级观的束缚，不仅结成了秦晋之好，甚至创办了一所学校。这种大团圆结局虽然过于完美，却实实在在地寄托了作者美好的愿景：出身贫寒的女子不再依靠所谓的“理想丈夫”，凭借自己的力量，照样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而在《维莱特》里，夏洛蒂述说着隐藏在三姐妹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其中反复出现的爱上家庭教师的少女，难免令人联想起作者本人在布鲁塞尔读书期间亲身经历的一段师生恋。
后期的小说《谢利》则延续着她对自由的渴求。相对于前作，这一次夏洛蒂的步子更大了一些。《谢利》终于走出了作家个人经历的小圈子，将批判现实的笔尖对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孤独女如何在不公平的世界里艰难求生，不再是她写作的重心。她想要超越，想要表现出那个时代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
这种“爱”、“恨”、“受苦”的书写主旨到了艾米莉手里，更被演绎为一种极端的反抗行为。《呼啸山庄》一反三姐妹一以贯之的女性奋斗励志书写模式，通篇找不到丝毫“小女子通过努力终于实现梦想”的理想主义情结，反而充满失意与仇恨、报复与抗争。艾米莉的人生观终究不同于姐妹们的温润和隐忍，她更为张扬、更为直接、更加暴烈，从不给人以甜蜜的假象，温情脉脉的糖衣炮弹被她统统置于脑后。在这本信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哥特小说里，颇具男子气概的艾米莉并未流露出一丝纯粹女性化的色彩。相反，《呼啸山庄》以夸张而极致的叙述，将她心底的块垒尽数宣泄而出，希思克利夫的反抗（或者说艾米莉的反抗）是痛快淋漓的。在荒原极端阴冷、恐怖的氛围里，所有的冲突与争斗越演越烈，最终达到高潮，“每一道阳光都是穿过密布的乌云倾注下来的，每一页都负载着一种道义上的磁力”。
三姐妹中，小妹妹安妮虽然长期生活在两位姐姐的光环之下，却丝毫也不逊于两位声名显赫的姐姐。她以亲身经历为蓝本，塑造出颇具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她们尽管像她本人一样温柔恬静，却并非逆来顺受之辈。《艾格妮丝·格雷》里的艾格妮丝·格雷屡屡遭到东家的凌辱，她表面上“默不作声, 像个自认有罪的被告一样忍受这一切”，内心却在愤怒地呼喊：“你们可以把我碾碎，但不能使我屈服。”《女房客》里，女主角海伦面对终日花天酒地的浪荡丈夫，最终以愤然出走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尽管勃朗特三姐妹的时代早已远去，但她们的写作并非毫无意义。女性的觉醒由此开始，并在其后发展壮大。1879年，易卜生创作了知名的《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她的出走成了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宣言。不过，娜拉的反抗并不新鲜——早在32年前，勃朗特姐妹就已经说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高贵、贫穷”。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人平等，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文/谷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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