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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四年，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受到洞庭湖、鄱阳湖和汉江等水域高水位的顶托长江干流水位居高不下。汉口武汉关水位线已直逼武汉市历史水位的最高值二十九点七米（武汉市平均海拔高度为二十一米左右）。沿江大堤受到高水位的长期浸泡随时有溃堤的危险。更让人雪上加霜的是长江上游川、康、黔数省又连降暴雨，上游洪水来势凶猛，势必给不堪重负的沿江大堤以最后一击。一旦溃堤，华中重镇武汉将成为一片泽国，数百万生命将成为鱼鳖。荆江危急！武汉危急！
中央迫于无奈，下令炸开荆江大堤将滔滔洪水引向位于长江南岸的公安、石首以至湖南的广大地域。武汉终于侥幸躲过一劫，免遭涂炭。
痛定思痛，灾后思治，中央下决心从根本上综合治理长江水患。将分属于各地的长江上游局（驻重庆）、中游局（驻武汉）、下游局（驻南京）合并组成长江水利委员会。大本营设在武汉市。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长江委主任，中共西北局刘澜濤、中南局王任重兼任副主任。林一山为常务副主任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我的父亲时任长江下游局局长，奉调来汉参与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也随之举家由南京西迁来武汉市。
院子里来了一群大鼻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渡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蜜月期。在那个“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口号下，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全方位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这个以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重点的国家大型事业单位也迎来了一批苏联专家。
为了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特意在机关院内建起了一排排小洋楼，人称“小八栋”，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大院里。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人家没来住（苏联专家全部住进汉口江边当时最豪华的胜利饭店，每天上下班用专车接送。），房子又不能空着，让长江委的那些主要领导捡了个便宜，住了进来。当然也就迎来了一批文章中的主人公——大院里的孩子们。
长江委机关大院很大，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大门朝东，出门就是横贯大汉口的主要干道----解放大道。越过这条大道再往东二、三里地就到长江边了，江上汽笛声声，千帆竞发，场面壮观。西边一墙之隔与当时的武汉军区后勤部大院为邻。南面一箭之遥是武汉最大的市内公园——解放公园。北门过黄埔大街，就是解放军一六一医院的所在地。
机关大院内除了办公场所外，其余如职工食堂，青年公寓，医院，俱乐部，洗澡堂，游泳池小卖部等设施一应俱全。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大致的方位，我绘制了一张草图附后以增加感官意识。
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辛勤地工作着。白天都在上班，诺大一个院子里看不到几个人影，晚上办公大楼里灯火通明，直到深夜。苏联专家在工间休息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散步，他们很喜欢中国的孩子，其中有一个老头见了我们就竖起大拇指“哈拉少，哈拉少”地喊个不停。我们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也傻呵呵地学着喊“哈拉少”。一来二往就混熟了。
记得有一年下大雪，院子里白茫茫一片。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家里拿出自制的五花八门的滑雪板、小雪橇在空地上玩。几个老毛子见了一窝蜂地跑过来，让我们坐上，你拉一个，我拉一个，拖着我们转圈地飞跑。累的呼哧、呼哧地直喘大气。就这样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干脆分成两拨。我们这群孩子一拨，他们为一拨，脱下大衣双方在雪地里打开了雪仗，相互追得满场乱飞。呼喊声、欢笑声响成一片。欢乐的气氛引得不少过路人驻足观看。
圣诞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那年苏联专家请我们这些孩子到他们住地联欢。一进胜利饭店，大堂正中摆了个很大很大的圣诞树，上面彩灯环绕，挂满了玩具、糖果、礼品盒，琳琅满目。一群苏联孩子围在大厅里正忙碌着什么，个个金发碧眼。我们没见过外国孩子心里很好奇。其实在她们眼里我们也是外国人，只不过是黑头发黑眼睛，她们也觉得好奇。正在四处打量时，迎面来了个高大的“长人”，向我们点头哈腰，我们要仰望才行。正在纳闷这是个什么怪物，只听见长袍子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掀开长袍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叠在一起的造型。
联欢还没有开始，我逛到二楼，看到一大房间里摆张大桌子，几个老毛子在桌子上打球，听人说这叫台球。以前只是在电影上看过，今天这是头一回见，也不会玩。那天中苏两国的孩子们在一起过圣诞，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有吃、有喝、有唱、有跳，大家都很开心。
从那以后，来大院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年比一年少，以后干脆就看不到人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中苏交恶苏联单方面终止了援助协议，派驻长江委的苏联专家也分期分批撤回去了。
火红的年代，火红的歌
人们都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火红的年代，这话一点不假。在那个年代，广播里每天播放的都是革命歌曲，宣传的都是大好形势，到处是政治口号和标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超英赶美、十五年赶上英国”，“奋战一年，提前实现年产一千七百万吨钢铁任务”！如此等等的标语口号满街都是。受政治空气的影响人们显得很亢奋，政治思想和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又是写申请又是表决心，个个奋勇争先，人人唯恐落后。为了实现年产一千七百万吨钢铁的任务，全党动员、全民大办钢铁。任务逐级分解，层层下达。无论企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学校、政府机关都在建炼铁炉，清一色的土法上马。有条件的用焦炭，没条件的烧煤、烧木头炼铁。也不管矿石中有没有铁，有多少铁，只要能出铁水就是胜利。一时大街小巷烟筒林立，烟火缭绕，火光冲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完成了任务的单位就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向政府报喜。没完成的就日夜加班加点地干。
白天在学校里帮老师完成指标，放学回家还要完成各家自己的指标。每天都要到院子里领回一筐一筐的铁矿石，用榔头砸碎，按一定的规格再交上去。指标任务都是分给父母的，当领导的尤其要带头完成。象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多还好办。那些孩子少又是女孩的家庭就麻烦了。父母让我们干完自己的活后再帮帮有困难的家庭分担一些。这样我们每天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行。但也不是白干，人家往往拿出糖果、点心答谢我们，算是劳动交换吧。
这边大办钢铁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那边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股吃“大食堂”的风从农村刮进了城市。因为吃大食堂是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各单位争相效仿，连学校里也办起了大食堂。要求每个学生自带饭碗，中餐由学校免费供应。吃了一段时间不行了，就改为发票，一个班十张票轮流吃。饭也不像以前了，只能是稀饭、面条，再后来什么也没有了。大食堂关张大吉。
大跃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浮夸风、共产风的盛行，国家财力受到严重的浪费，社会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给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味道
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缺，不愁吃、不愁穿，只愁过早肥胖体重减不下来，俗称“肥胖二”。可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人人都有一段饥饿史。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就觉着什么都稀缺了起来，市面上吃、穿、用的东西都紧张了，粮食、布匹、日用百货等开始定人定量凭票供应。开始生活还能对付，越往后走越不行了。机关食堂供应的午餐一碗饭中只有二两米，上面舖了一层厚厚的老蚕豆，还要从中划开一刀一分为二，两人一碗。菜是水煮的大白菜帮子，每人一勺。粮食不够吃，提倡吃叶绿素、小球藻、小豆腐等等，实际上就是树叶。凡是能吃的象榆树、柳树、桑树、槐树叶子都吃。将这些树叶掺些米面做成糊糊或与大麥混合做菜窝窝头。这些东西少吃还行，吃多了身上会浮肿，人人都吃得黄皮寡瘦的。每天放学回家都是饿得两眼直冒金星。
为了改善生活渡过饥荒，机关开始大办农业，大办农场。在武汉郊区的东西湖围湖造田，生产粮食和蔬菜。同时号召各家各户搞家庭副业。一天机关大院里拉来了一车山羊和小猪仔要分给各家饲养，饲料公家提供一部分，自己解决一部分，猪仔养大了送食堂宰杀。羊群里公的母的都有，谁都想要母的不想要公的，干脆抓阄。我们抓到的是只母羊，后面李家兄弟抓到的是公羊。他们非但不遗憾反而很高兴，那公羊长得极健壮，可以当马骑，坐上个七八岁的孩子照样跑得飞快。
除了养猪、养羊，我们各家还在院子里养起了鸡、鸭、狗、兔等搞得大院里象个动物园。这些小动物的也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每天都相互间串串，这家比比、那家看看，看谁养得好。有时还把自家的羊牵出来打架，看谁家的厉害。公羊处在发情期，相互斗殴往往打得头破血流还不罢休，我们就围成一圈起哄架秧。
搞起了饲养业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乐趣，一方面也产生了麻烦。这些东西食量惊人，吃起来很厉害，又没有粮食喂，主要靠剩菜和草。机关隔三差五地从农场拉来一些红薯秧子分到各家，那也远远不够。每天放学院里的孩子都三五成群地到附近的菜场捡些烂菜叶子带回来作饲料。那个年代人都没有吃的哪有闲粮喂它们，可怜这些家禽没得吃怎能长得好。尤其是猪，瘦得跟狗似的。
俗话说，“七八九烦死狗、半大小子气死牛”
机关院子很大里面什么都有，又没有外人干涉，每到寒暑假这里就成了我们大闹天宫的舞台。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正处在叛逆的年龄，说不董事吧，也开始知道些一二了；说懂事吧，又往往做出些让人操心的事来。少不更事，经常闹出些出格的恶作剧。
院子里长了些苦练子树，每到夏天树上结满了一串一串的果实，但不能吃。我们就爬到树上将这些青果摘下，口袋、裤兜装得满满的，打起了果子仗。有一天大院球场上演电影我们偷偷坐在树上往人群中大把地撒开了青果。果子象雨点般飞象人群，场内顿时象炸开了锅一样，小孩哭大人叫乱做一团。后来查明是我们这群太保干的好事，被叫到保卫处狠狠地被训了一顿。
果子仗打不成了，又叮上了洗澡堂。每到下班后澡堂都开放到晚上八九点，上班族们洗完后我们又溜进去一人占据个位子，权当作阵地，拧下水莲蓬头将手挤在管口上互相喷射打开了水仗。呼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管理员见状，急忙赶来，大声苛斥，吓得我们赶紧溜之大吉。
该玩的玩了，该发泄的也发泄了闲得无聊悻悻地夹着凉席、卷起枕头、毛毯结伴上到办公大楼高高的平台上过夜。
盛夏的武汉气温很高是有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太阳一下山连一点风都没有，象蒸桑拿一样闷热难熬。当地普通人家有在屋外乘凉过夜的习惯，一到傍晚，人行道上，空地场边就摆满了竹床、躺椅，各家各户也不分男女老少都走出户外，床挨床、背靠背地睡到天亮。
长江委机关办公大楼的顶层平台是附近一带最高的建筑，得天独厚，是消暑过夜的好地方。一到盛夏，晚上屋里热得不能睡，我们这些孩子们就结伴上平台过夜。因位置高，上面凉风习习，暑气尽消。抬头仰望夜空繁星点点，俯身远眺万家灯火，远处江上不时传来过往轮船的汽笛声。一时心旷神怡，来了兴致，也睡不着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吹海滂直到深夜。
大院里的游泳池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到下午游泳池内就挤满了嬉水消夏的人群，门票一毛，我们没钱也不想买票，常常是翻墙而入。管理员对我们也是头痛，刚抓住这个，那边又翻进来一个；抓住了那个一不小心这边的又溜掉了；跳到水中潮弄他们。后来达成协议，我们水性好，干脆让我们担任义务救生员，我们也乐意。两好合一好，既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又省去了管理员的麻烦。
机关有个俱乐部对外开放卖票放电影。一有新片子有时买不到票，心里痒痒，也是采取非常手段翻墙而入，运气好可混入观众席中一饱眼福。运气不好常常被逮住，训斥一顿后被清除出大门。电影实在好看，大门进不去，心里又不甘，又到后面翻墙再入。这样三番两次都搞疲了，里面工作人员拿我们也是没得办法，后来也是实行招安政策，将我们这些孩子分成班轮流值日。电影院里是两头忙，开场时每人拿一手电筒负责给人带位，维持秩序；散场后清理场地，干完活每人还发给冰棒、汽水降温。中间闲下来可找个空位坐下来看电影，感觉倒也不错。
后来彼此都熟悉了，他们也不想招惹麻烦，每到暑假游泳池、电影院都会来人和我们联系让帮忙做义务管理员（就是不拿钱的义工），我们也两乐得其所。排班、值班、上岗干的是煞有其事，家里大人也放心了。有道是无事生非，因为有了正事可做自然不再担心干什么坏事，我们也不再干那些偷鸡摸狗招人烦的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院里的孩子搞恶作剧的动作少了，规范化的活动多了起来。假日休息就到院里的图书室看看书，成了风气。院子里有现成的球场，我们就组成了自己的篮球队，除了自己打还经常和机关里的大人们合伙打，所以球艺提高很快。大院西边相隔一道矮墙那边就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机关大院，他们院里的孩子也有一个球队，其中很多都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同学，你来我往隔三差五地打场球赛，相互之间也就成了好朋友。
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并席卷了神州大地。一开始运动还仅限于教育界、文学艺术界，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批判所谓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我们就读的武汉二中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青年人思想偏激、情绪躁动，总以为自己是最纯洁的，最革命的。正常的教学以无法进行下去，学生的革命热情也冲出了校园的束缚。大家开始上街游行，搞宣传鼓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社会上各种思潮随之泛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受反动血统论的影响学生中也开始出现对立的两派。家庭出身好的趾高气昂，出身不好的低三下四，昔日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人们以阶级划线，以出身站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分为两派的雏形，这是后话。
随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先后发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开始转向，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火从中央一直烧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面对形势的急转直下，我们这些大院里的孩子都十分迷茫。一天我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家门口议论运动的发展方向，李家伯伯（李庭序、长江委第二书记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由江西省副省长任上调来，。）他是老革命了有丰富的对敌斗争和政治运动经验。见我们在热议文化大革命就顺势坐在当中关切地告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学会观察运动发展方向，警惕坏人趁机制造阶级矛盾和社会大动乱。说完，他话锋一转问我们有一天如果革命革到了你们的父母头上该怎么办？我们答不上来。他说，即使到了那时也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们自己的父母亲，这才是革命的后代。
果不其然，李伯伯的话不幸被言中。没过多久，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长江委（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个主要领导逐一被点名批判，无一幸免。大会小会都被拉上台批斗。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同时还要拉上卡车，架上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总之，造反派要用一切手段羞辱你的人格，摧残你的政治信仰。
记得有一次大院里张贴通知，在俱乐部召开对党委主要成员进行批斗的大会。我父亲此前一直被造反派关押，多日不让见面了，借此机会也好看看他到底怎样了。在那个年代，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批斗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时值隆冬，批斗会那天造反派纠集了上千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火药味很浓。二楼没有开放，我们就跑到楼上在前排找了个位子坐下。只见党委的几个成员都到了。那时的党委已经分裂，排名前三位的林一山、李庭序、孔晓春已被打倒靠边站了。（孔是因历史问题靠边的）我的父亲在党委中排第四，是当时仅有的负责人之一。剩下的委员中有三个已经站到了造反派那一边，还有三个人仍顽固不化地和造反派对立着（包括我父亲在内）。台上的排序很有意思，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几位领导被安排在主席台左边就坐，而仍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那几个“走资派”被安排在主席台右边站立着。
批斗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围绕着开除林钦福党籍问题展开的。林钦福时任长江医院院长是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战争年代负过伤、立过功。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原则，同造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了造反派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整理出了林的一些言论，上纲上线，硬要说他是反革命分子，逼着党委当场表态，非要开除林的党籍不可。林被带到台上，仍倔强地和造反派抗争着。在造反派的威逼和高压下，在场的党委委员中赞成和不赞成的各占一半，形成了三比三的僵局，一时让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也处于尴尬的局面之中。会议拖到了下午，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造反派派人到党委成员孔晓春的家里，从他那里搞到了一张赞成票，立马形成了四比三，多数通过，立即生效。看到这个结果在台上悲愤至极，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我们坐在楼上目睹这场闹剧心中也是愤愤不平。
也正是这场批斗会让我们懂得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看到了政治斗争中的好人和坏人。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了。
在武汉“七、二0”事件前后的日子里
一九六七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地区两大派组织即以“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也逐步升级。汉口这边除了少数几个制高点还在造反派手中，其余绝大部分都以成了百万雄师的天下。长江委机关大院虽还被机关造反派占据，但他们感到朝不保夕，人心惶惶，已形成了惊弓之鸟。
七月初的一个夜晚，造反派们趁着夜色匆匆撤离了机关大院。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走出家门偌大一个院子已是人去楼空，空空荡荡的，高音喇叭也不叫了，死一般沉寂。临走前造反派放出狠话说院子里埋了地雷、架设了电网，已经成了死亡的陷阱。里面的人跑了，外面的人又不敢进来，整个大院一时形成了真空地带。
我们这些没走的孩子见状一商量，决定自发组织护院队把大院先管起来。院子前后有三个进出大门，我们留下一个小门方便进出并派人值守，其余的将其全部锁好再用木杠顶死。
造反派逃跑前丢弃了大批物资，照相机、录音机、打字机等等扔得到处都是；青年公寓里翻箱倒柜，衣物、钱票撒满一地，一片狼藉。我们就组织力量一个楼一个楼地清理，归码整齐、放好，然后将门钉死。当我们巡逻到食堂后面的猪圈时，里面几口肥猪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嗷嗷直叫。我们跑到食堂，里面堆放了一大筐炸好的油饼，原是给造反派们准备的干粮，他们仓皇逃离时也没顾得上带走，正好用上。我们抬上三轮车，拉到猪圈，都倒给猪吃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对武汉地区两大派其中组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双方严重的对立。中央文革派小组成员王力来汉处理两派之间的纠纷。王力一下飞机就公开站到造反派一边大势攻击以百万雄师为主的广大保守派群众组织。一时激起了公愤，激怒了武汉市的广大人民群众。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毅然扣押了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力。消息传来武汉市广大人民群众奔走相告，群情激昂。要求中央严惩王力。武汉三镇大街小巷都沸腾了起来。从早到晚人们有坐大卡车的；有徒步的从四面八方涌向武昌东湖宾馆，（王力住地）请愿、示威。这就是文革历史上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0事件。那几天武汉全城像开了锅一样，火爆的场面据老人讲比当年大革命时代汉口收回英租界都还热闹。
后来王力在武汉军区的保护下狼狈逃离武汉。
七月二十三日一大清早，广播里传来“中央派往武汉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王力同志胜利回到北京------”的消息，人民日报连续三天播发社论瓦解百万雄师。七月二十六日林彪、江青一伙在天安门广场组织首都百万群众集会、游行，声援武汉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一时形势急转直下，不出三天，号称百万的产业工人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垮得个稀里哗啦，不见了踪影。那天我到汉口最热闹的江汉路，昔日红旗招展，万头攒动的场面不见了，路上看不到人影，静得吓人。天空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长江委的造反派像还乡团一样又杀回了机关大院。
其实在“七二0”之前造反派对我父亲的批斗就已经升级了。我们已经好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据说被弄到贵州乌江渡一个偏僻的工地上去了。考虑到母亲的安全决定让她带两个妹妹去武昌东湖畔的长江疗养院暂避一时，（那里是保守派的窝子，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大门由造反派把守，只许进不许出。无奈之下趁着天黑帮她们从家后面翻墙进入军区后勤大院，后勤首长派车将母亲送走。哥哥姐姐都到同学家去住一段，我的性子刚烈，家里怕我惹事让我带弟弟回老家避难。一个家庭就这样四分五散了。
第二天约好我带弟弟到江边的粤汉码头和母亲见面，谁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时近中午肚子饿了，不能再等，只好带着弟弟沿街往回走。刚走到市公安局附近，只见一戴墨镜和草帽的大汉拦住了去路，上下打量我们，问了姓名让我跟他走。我心中疑惑，让弟弟站到一边等，我先跟过去看看不好就赶快跑。到了公安局楼上他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来人示意，你不要怕，你妈妈在里面，她要见你。我推门进去见母亲和妹妹都在，母子相见又悲又喜。原来她们从军区后勤出来后原准备从粤汉码头坐船过江，但码头上造反派把守盘查很严，我母亲不敢过江无奈又带妹妹找到公安局暂避，说好等天黑他们派人送过江去。我母亲说还有两个孩子约好上午见面，不知现在怎样了，放心不下，公安局问清了长相姓名，派人在我们必经地方守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母亲这边安排妥当了我们也就放心了，临走妈妈嘱咐带好弟弟先回老家，不见到家里来信千万不能随便回汉。随即又往我手里塞了些钱让留着路上用。
当晚，我带着弟弟搭上北去的列车，回山东老家去了。
一个多月后武汉的形势逐步稳定了下来，家里来信告诉可以回汉了。我带着弟弟回到家中，进门见父亲胸前和手臂上都缠着绷带躺在藤椅上。原来，造反派在对我父亲批斗时对人身也进行了摧残，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和一个手指。见状我们气愤地要去找他们理论，父亲示意不要去。告诫我们群众运动中总有些过火的动作，坏人只是极少数。还是那句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自己，历史终将会还你一个公道。
后来长江委的几个主要领导被勒令搬出机关大院分散安置。我们也随父母搬迁，大院里的孩子们临走连声道别都没来得及说就分开了。这一别，几十年过去了就再也没能相聚、会齐。
我们被安排到位于汉口黑泥湖的长江委工人村住下。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间小屋，没有厨房和厕所。做饭就在外面的走廊上，大小便要去公厕才行。父母的工资也停发了，全家按照人口只给每人每月十二元的生活费。条件虽然差了些，但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勤俭持家。自己洗衣做饭，自己安排柴米油盐，每月还有结余。在新的环境中我们又结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文化大革命后期，机关落实政策让我们又搬回大院。但这时已物是人非，原先各家的孩子下放的下放、工作的工作，我们也已离家当兵，走向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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